■本報記者 張駿
  市政協綜合樓四樓一側,幾間辦公室,十來人的工作團隊在忙碌著。就在這不起眼的辦公樓里,上海科技成果轉化促進會當了十餘年“紅娘”,激活了數百項“沉睡”在高校實驗室的科研成果,救活了數百家陷入困境的中小微企業。
  有關數據顯示,我國目前科技成果轉化率大約25%左右,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大量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閣。另一方面,許多企業因缺乏創新能力而死水一潭。“從各類科技轉化中心到小型技術服務中介,橋梁紐帶雖不少,但不能缺了‘公益’組織。”科促會會長王榮華說,科促會正是在科技成果轉化“鏈條”上,補上了“公益”這一塊。
  做科技行業的“公益人”
  若不是與應用技術學院搭上線,一度瀕臨破產的上海樹脂廠很難重振雄風。在科促會“難題招標”的平臺上,該企業將一直只能採用間歇式、試驗性生產二苯基高溫硫化硅橡膠產品的問題,拿出來進行技術招標,應用技術學院應標後經過兩年攻關,研發出新技術,使得企業產品銷售額與利潤實現1000%增長,老國企得以“新生”,並一躍成為“高新技術企業”。
  類似案例不少,不少企業負責人感慨:市場很靈敏,但市場也很“無情”,在最困難時,通過市場中介解決難題的路子往往行不通。科促會第一副會長周鶴齡告訴記者,找到他們的技術難題通常是企業在行業內無法解決的,“就算我們找到專家能解決,過程也需要很長時間。這樣慢工出細活的事,以營利為目的的中介公司是不願意做的。”
  令人困擾的還有市場環境問題。“說白了,就是誠信問題。”一名參與應標的教授說,對專家和企業來講,大機構門檻高,小中介又不放心,同時高昂的收費也令他們卻步。
  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化是一個長路徑、長流程的事業,其間投入大、風險高,容易“斷鏈”。成立於2003年的科促會主動承接起了這一“斷鏈”。他們通過《聯盟計劃》向中小微企業徵集技術難題,公開招標,並組織高校和科研院所攜帶技術成果前來接標,形成需求互補。相關統計數據顯示,近10年來《聯盟計劃》向企業招標1117項,其中457項獲得資助。截至今年4月底,已有280個項目通過驗收。其次是通過《助推計劃》,將高校的成果向企業轉化。兩年來,已組織專家對高校推薦的130多個項目予以遴選、評審,最終確定42個項目,累計技術轉移金額近2000萬元。
  以“公益”凝聚專家責任感
  算不算沒事找事,是不是跟市場搶跑道?科促會工作人員肯定地說,即便是成熟的市場,公益性科技中介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美國、德國等市場體系發達的國家,都有強大的社會組織來承擔科技轉化功能。比如德國弗朗霍夫研究促進協會,不僅是經濟界所需的技術、工藝創新研發項目的承擔者,還是德國技術轉移工作重要的前沿陣地。 下轉5版(上接第1版)據介紹,弗朗霍夫研究促進協會的服務模式包括與大學及科研機構展開密切合作,在高校基礎研究和產業技術需求間架起橋梁,同時自覺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最新科研成果和科技服務。
  公益性社團組織由於地位超脫,易於聯合各方,集聚社會資源,更能有效搭建平臺。“做公益性社會組織,科促會有優勢。”王榮華說,科促會業務主管單位是市政協辦公廳,利用政協人才薈萃、智力密集的優勢,科促會成立了專家委員會,先後聘任專家376名,其中歷屆政協委員占50%以上,兩院院士19名。這批專家為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化和中小微企業發展提供評審、論證、咨詢、會診等服務,並承擔課題調研。
  “專家是我們的志願者,一種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驅使他們參與這項有意義的工作。”王榮華說,“公益性社會組織發展的關鍵之一,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把大量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團結凝聚起來。”
  成熟後交給市場來做
  “公益先行,並非包攬一切。”科促會副會長張其標說,“科促會成立之初就有宗旨,是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補充。”所謂“補充”,在科促會工作團隊看來,就是做市場機構興趣不大的“源頭”和“孵化”。
  2008年5月,科促會成立旗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基金會,迄今已募集資金1650萬元。近兩年,《聯盟計劃》、《助推計劃》 分別與市教育發展基金會、市教委科發中心及奉賢等五區科委合作,籌集資助資金1366.85萬元。
  “市場機制失靈時,公益性社團組織正好承擔,到進一步成熟,轉給市場去做。”周鶴齡認為,公益性科技中介同時也應成為此類專業化機構和人員的孵化器。他希望創造一套制度、流程、運作方法,即便是市場化機構也可借鑒。
  (原標題:十餘年激活數百項“沉睡”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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