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舉行掛牌儀式。該自由貿易園區總面積為28.78平方公里,範圍涵蓋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中新社發 湯彥俊 攝
  中新網11月5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5日刊文指出,中國當前已成為自由貿易的最大推動國,中國要通過建設自己的自由貿易區來增加國際競爭能力,一句話,既要超越自己的經驗,也要超越國際經驗。既不能通過簡單地重覆從前走過的道路,也不能簡單的照搬他國的經驗。
  文章摘編如下:
  中國要通過建設自己的自由貿易區來增加國際競爭能力。如何實現這個目標?一句話,既要超越自己的經驗,也要超越國際經驗。
  在國際範圍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很多國家也設立了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等特區,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樣。總體上說,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特區的意義並不是很大,也沒有出現過像中國那樣大規模的特區建設。特區主要發生在像中國那樣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為了剋服現存體制對發展自由貿易(這裡指的是廣義上的,也包括投資)的阻力。中國的特區發展到今天,人們可以說,特區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開放,其真正的意義在於最終實現自由貿易。說穿了,特區是中國實現自由貿易的一個有效途徑。
  西方的發展和自由貿易分不開。自由貿易有助於發展,這是歷史的經驗。當然,發展既帶來人類所期待的價值,也會帶來人類所不期待甚至要避免的負面影響。人們經常對自由貿易作主觀的道德判斷,但實際上,自由貿易問題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現實,無論人們喜歡是否,它都會發生。道理很簡單,發展需要開放,需要自由貿易。
  早期,各種形式的帝國可以說是第一波大規模全球化的主動力。帝國為了土地和人口而擴張,征服很多地方化的小國家。這樣,在帝國之內的自由貿易便開始了。西方民族國家產生之後出現了更大規模的全球化。在經濟面,民族國家意味著統一的民族國家市場,意味著更大規模的資本。資本的本質就是擴張,這一點馬克思看得非常清楚。民族國家的資本到處擴張。在這個過程背後就是西方民族國家的政治權力。國家權力輔助資本的擴張,這對民族國家內來說,是一場雙贏游戲,既有利於資本,也有利於掌握政治權力者。兩者的結合就是人們後來所看到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擴張有效地推動了其所到之處的經濟社會變革。帝國主義方式給很多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從今天看來,帝國主義的方式可以譴責,也是可以避免的,但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帝國主義時代通過資本擴張也客觀上所造成了自由貿易和開放。
  日本學習的是歐洲制度
  輔助於國家力量,資本到處擴張。一些國家受害,另一些國家受惠。在亞洲,日本是第一個主動通過借用外力來推動國內改革甚至重建的國家。在日本被美國打開國門之後,日本的精英們認識到西方形式的國家和資本已經不可抵擋。對日本來說,問題並不在於是否要抵制西方的衝擊,因為這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日本精英也意識到,西方形式的國家和資本並非對日本不利;相反,它們有助於日本國家的再造。明治維新就是這種思維的產物。日本主動開放的局面使得其有能力結合西方制度的長處而避免了西方制度的弱點。日本儘管被美國打開國門,但並沒有學習美國的制度,而是學習歐洲,主要是德國和英國。也就是說,主動開放使得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強國。日本的第二次開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儘管當時有美國占領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視為是日本開放傳統的繼續。雖然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但戰後的開放政策很快使得日本複蘇和重建,在很短的時間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日本之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也是通過開放促內部改革和發展的。這些經濟體都是外向型經濟體。儘管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較之西方國家扮演了一個更加重要的角色,但總體上是朝著自由貿易的方向發展的。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政府干預經濟,但干預經濟的目標並不是阻礙市場經濟;恰恰相反,政府的干預就是為了更快地促成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發展。
  因此,以對外開放促內部改革,這種情況不僅僅是中國,各個國家都是如此。背後的道理都是一樣的。任何一個社會發展久了,沒有大的傷筋動骨的危機,各方面的利益就會高度制度化,每一個體制背後都會是龐大的既得利益。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書中早就論證了這個道理。
  在80年代出版的這本書中,通過把西方和亞洲的日本、“四小龍”等經濟體作比較,他發現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遲緩,而當時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則發展迅速。他的一個觀點是,一個國家,和平的環境久了,既得利益就強大起來,最終演變成阻力。而日本和韓國等經濟體,因為有戰爭等因素摧毀了原來的既得利益集團,或者有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力,有能力摧毀既得利益,這些經濟體的發展反而很迅速。這裡引述這個觀點並不是說,要摧毀既得利益,人們需要戰爭和大規模的衝突。實際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說明瞭,對外開放同樣可以為內部改革創造巨大的動力。正是這個因素促使著今天的西方政府仍然恪守自由貿易原則。西方政府對自由貿易的推動,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簡單信仰自由貿易原則,更是因為自由貿易可以觸動內部的改革。
  在自由貿易上,今天的西方面臨一個困局。傳統上,西方一直是鼓吹自由貿易的,也一直是推動自由貿易的主動力。如前面所說,為了自由貿易,西方不惜動用國家力量甚至軍事力量來輔助資本力量。無論是帝國主義的模式還是殖民地主義的模式,西方都從自由貿易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今天的情況很不一樣了。隨著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西方的比較優勢(自由貿易的第一原則)已經大不如前。相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其優勢顯現出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通過製造業而進入國際市場。
  現在的情形是,儘管從人均國民所得來看,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已經儼然成為貿易自由的最大推動國。相反,西方則扮演起貿易保護主義的角色。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是以各種方式不向發展中國家的商品開放本國市場。第二,用各種理由禁止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進入本國市場。第三,不願意甚至禁止本國技術流向發展中國家。
  體制改革困難不僅是中國現象
  但同時,西方國家也存在著巨大的動力繼續推動貿易自由。這裡有外部地緣經濟的因素,也有內部改革的因素。從外部地緣經濟因素來看,未來的很長時間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情勢會繼續優於發達國家,尤其是亞太地區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動力。西方尤其是美國絕對不會放棄參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因為只有通過參與發展,發達國家才能獲取巨大的利益。要參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自由貿易仍然是最好的手段。第二是通過開放來推進內部的改革。體制改革困難不僅僅是中國現象,而是全球性的現象。發達國家的體制改革也面臨既得利益的阻礙。歐洲、美國和日本等都面臨改革不動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國政府都希望通過進一步的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來剋服內部的既得利益,推進內部的改革。
  這也就是近年來美國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係(TTIP)的主要一個動力。TPP一般被中國解讀為是美國要“圍堵”中國的主要經濟戰略。不可否認,美國這樣做的確是有地緣政治這方面的考慮。不過,也不能忽視美國通過這種做法來推動內部改革的戰略。TTIP更是這樣。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就很難來解讀。
  同樣,日本加入TPP談判不僅僅是為了制約中國,而且也是為了推進內部的改革。日本長期陷入經濟滯漲。自從小泉純一郎以來,每一任首相都是想改革的,但就是改革不動。這次日本想借用TPP來剋服內部的既得利益,重構日本經濟,希望藉此來重振日本。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家也都有這方面的考慮。
  因此,從國際層面來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等新特區的建設更具有意義。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把新特區置於國內和國際發展兩個層面來理解。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就內部發展來說,建立新特區就是要通過開放來追求制度創新,從而促進內部改革。這一點,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了。但開放在國際層面的意義也不容忽視。
  簡單地說,開放就是要增加中國的國際競爭能力。在全球化時代,國際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通過自由貿易(投資)的國際競爭更是激烈。儘管美國在力推TPP和TTIP,但這些必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前途並不明朗。在這些過程中,中國必須積极參与。不過,這個過程因為涉及到諸多國家的政治經濟,並非中國本身所能把握的。而像上海自貿區等新特區則是中國自己所能把握的。
  這也就是說,中國要通過建設自己的自由貿易區來增加國際競爭能力。如何實現這個目標?一句話,既要超越自己的經驗,也要超越國際經驗。既不能通過簡單地重覆從前走過的道路,也不能簡單的照搬他國的經驗。(鄭永年)  (原標題:聯合早報:中國以開放促改革的國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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